文：左柚 编辑整理：毛国兵 清廉中国网编辑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商业模式研究所执行秘书长、曹台酒品牌文化建设负责人、国际工商管理MBA
酒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饮品，《汉书·食货志》云：“酒者，天之美禄，帝王所以颐养天下，享祀祈福，扶衰养疾。百礼之会，非酒不行。”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，包括酿酒、饮酒、酒诗、酒文、酒礼、酒俗、酒令等内容。曹操对中国酒文化的传承、发展也做出过重大贡献，主要体现在撰写众多酒诗、上奏九酝酒法、为节粮而禁酒等方面。
（一）撰写众多酒诗曹操在文学上亦有很高的造诣，是汉末“建安文学”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曹操尤其擅长赋诗，给后人留下了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。据中华书局编辑部编《曹操集·诗集》统计，曹诗留传至今的诗歌共22首。曹操的酒诗，反映了他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。
西汉焦延寿《易林·坎之兑》称：“酒为欢伯，除忧来乐。”曹操的咏酒诗，广泛继承了焦延寿的以酒助欢除忧的思想。“酒与歌戏，今日相乐诚为乐”，“乐共饮食到黄昏”，“朝日乐相乐，酣饮不知醉”，表达的是酒助欢乐；“解愁腹，饮玉浆”，“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”，表达的是以酒解愁、以酒解忧。理论来源于实践，曹操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众多、脍炙人口的酒诗，当与其经常饮酒有关。《三国志》中多有曹操与众人宴饮的记载。
（二）上奏九酝酒法“九酝酒”，又名“九酝甘醴”“九酝春酒”，是东汉陪都南阳出产的一种甘醪酒。张衡《南都赋》称：“酒则九酝甘醴，十旬兼清。醪敷径寸，浮蚁若萍。其甘不爽，醉而不酲。”“九酝”，即酿酒时分九次投饭，使发酵较为彻底，提高了出酒率。
东汉末年，南阳人郭芝到曹操的家乡沛国谯县）任县令，将家乡南阳的酒方传给了曹操。汉献帝建安元年（196），曹操又将酒方献给了汉献帝。在《奏上九酝酒法》中，曹操不仅交待了九酝酒的来历和酿造方法，还特别指出九酝酒的上清酒滓亦可饮用，若觉得酒味苦，不好喝，可加饭再酿一次，使酒味变甜。这反映了曹操不因循守旧，敢于突破成规，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变易的创新精神。
《奏上九酝酒法》在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卷七《笨曲并酒第六十六》有所收录，题目变易为《上九酝法奏》，文字与《奏上九酝酒法》稍异，如“用曲三十斤”，而非“用面三十斤”。酿酒以曲，“面”“曲”，二字形似，“面”应为“曲”之误。酒曲为面粉所制，以“曲”代“面”亦可解。除《齐民要术》收录之外，唐代欧阳询《北堂书钞》卷一四八和唐代李善《文选注》卷四《南都赋注》均收录有曹操的《奏上九酝酒法》。曹操将九酝酒的酿造方法贡献给汉献帝，使多次投料法（亦称“喂饭法”）这种先进的酿酒技术在酿酒界逐渐传播开来。后世米酒的酿造，正是在九酝酒酿造方法的基础上，反复实践，最终固定为三次投料。曹操上奏九酝酒法，对推动中国酿酒技术的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。
（三）为节粮而禁酒曹操北征乌桓，返回邺城后（建安十二年［207年］左右），曾下令禁酒。此次禁酒在历史上知名度颇高，很大程度上与反对者名士孔融有关。孔融曾两次上书曹操，明确反对禁酒。孔融从正面列举了汉代以前圣贤名人因酒成事，论证了饮酒非旦不危害社稷，反而有益于社会。曹操对孔融上书的答复，其内容今人无缘再见，但却有幸见到孔融的第二次上书，从孔融两次上书反对禁酒的内容来推论，曹操禁酒打出的旗号应该是饮酒败德亡国之类，因此被孔融极尽讽刺之能事。在第二次上书中，孔融明确指出曹操禁酒的目的在于节省粮食，而非因酒亡国之戒。孔融的确说出了曹操禁酒的真实意图。
东汉末年，由于战乱和灾荒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，出现了“万姓以死亡，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惨局，无论是国家还是百姓，粮食都极为短缺。汉献帝兴平元年（194），“蝗虫起，百姓大饿”，“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”。建安元年（196），汉献帝还都洛阳，“群僚饥乏，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，或饥死墙壁间”。第二年，“时天旱岁荒，士民冻馁”。曹操虽然在建安元年即推行屯田，努力增加粮食生产，但曹军仍经常受乏粮所困，如官渡之战时，“时公粮少，与荀彧书，议欲还许”，“公与绍相拒连月，虽比战斩将，然众少粮尽，士卒疲乏”。在古代，酒多是社会上层的消费品。酿酒会消耗大量的粮食，在粮食大量短缺的灾荒年月，禁酒以减少口粮的额外消耗，对救荒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事实上，酿酒并非是粮食大量剩余的产物。改革开放之前，作家李凖曾下放到河南西华县当农民，“正值农村生产已接近破产的边缘，农民每年平均的口粮，大约是200多斤红薯干，70斤小麦，还有10斤左右豆类杂粮。但即使在这样穷困情况下，酒风仍然盛行。粮食酒是没得喝了，因为没有粮食了。但红薯干酒，家家户户却要换十斤、八斤”。东汉末年，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时代大背景下，曹操打着饮酒败德亡国的旗号，为节省粮食而禁酒，可谓用心良苦，反映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民本思想，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曹操不愧为一个心怀天下的著名政治家。
